課程內容論孟子的人生精神
孟子（約前372-289）是先秦儒家學派的思想大師，他雖然沒有直接受教于孔子——“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離婁下》，以下所引《孟子》原文只注篇名），但他以孔子（前551-479年）學說的正統(tǒng)繼承人自居，在孔子仁學或禮學的基礎上發(fā)展了以“仁義”為核心的思想學說，并為宣揚和踐行這種思想學說而身體力行，奔走呼號。透過《孟子》一書闡述的思想學說和孟子的實際人生歷程，我們可以看到孟子幾種來源深厚、影響深遠的人生精神。
一、自承先賢，身任天下。 孟子和孔子一樣，奉行的是厚古薄今、崇古尚賢的社會歷史觀，他認為：堯舜之后，圣人之道就衰敗，于是社會動蕩，民生悲苦，社會從原有的和諧、美好的有序社會墮落為現(xiàn)有的混亂、悲慘的無序社會。而要挽救這種無序的社會，要恢復堯舜時的盛世之景，則只有實行“仁義”這一圣人之道。他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他斥責楊朱和墨子的思想主張是充塞仁義的誣民之邪說，宣稱要象大禹治水防洪平天下，周公兼狄驅獸安百姓，孔子著《春秋》明大義一樣，出來端正人心，滅除邪說，反對各種偏激而錯誤的行為和言論，從而來繼承大禹、周公、孔子等三位先賢的崇高事業(yè)。
孔子曾說：“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又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孟子象孔子一樣，“自任以天下之重”（《萬章下》），身懷治國平天下的遠大人生抱負。他說：“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公孫丑下》）他甚至還以救世者的姿態(tài)慷慨地宣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公孫丑下》）實際上他也是這樣做的：孟子大約自四十三歲起就奔走于鄒、齊、魯、宋、梁、滕等國之間，“后車數(shù)十乘，從者數(shù)百人”（《騰文公下》），不斷向諸侯王公宣揚自己的仁義學說，直至七十余歲止而返，所謂“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盡管孟子的思想主張與戰(zhàn)國時代征戰(zhàn)攻伐、崇尚強力的歷史趨勢不相吻合——“迂遠而闊于事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但孟子這種自承先賢、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卻是值得稱道的。
這種自承先賢、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是儒家人文精神最根本的內容之一。它蘊含著這樣一種人生理念：人活著就應該象先前賢達人士一樣，把為天下人謀福祉當作自己人生的崇高使命和不懈追求。“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都是后人對這種身任天下之人生理念的絕好解釋。孟子這種自承先賢、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也大致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德政合一之傾向和泛道德主義之傾向，并造就了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主流性的人生價值取向——治國平天下，成為影響中國文化具體走向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民生為本，仁愛為懷。 孟子的“仁義”學說基本上是一種倫理政治學說，這種倫理政治學說滲透進了孟子以民生為本，以仁愛為懷的一種不渝之人生精神。孟子首先積極肯定了人民生活需求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然后堅持政治統(tǒng)治、國家管理要以天下蒼生黎民為念，要以天下人民的生存生活為念，對百姓要體民心、察民情、以民為本、以民生為本，修行仁德，實現(xiàn)仁政。他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離婁上》）又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梁惠王下》）孟子認為，如果對黎民百姓做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梁惠王下》），然而還不能一統(tǒng)天下和安定天下的，從來都沒有。本著民生為本、仁愛為懷的精神，他甚至敢于說出那種在那個時代可謂大逆不道的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王下》）
孟子的倫理政治觀固然有把復雜問題簡單化的傾向，有幻想通過仁政來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思維之幼稚性。但孟子這種以民生為本，以仁愛為懷的人生精神，卻無疑是一種進步的人生價值取向。盡管孟子這種民生為本、仁愛為懷的思想和精神上升到政治層面就成了中國專制社會的民本思想和民本精神，并且與官本位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心理相對應；但從非政治層面來說，以人的生命為本，以人的生存生計為本，對人仁愛，如孔子說的那樣，“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wèi)靈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那也是值得現(xiàn)代社會去大力提倡的。
“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盡心下》）孟子的仁愛為懷不僅是一種政治倫理的要求，更是一種生活德性的要求；它不僅體現(xiàn)在對民眾的普遍之心理仁愛上，更體現(xiàn)在訴諸于具體行動的對具體人的具體仁愛上，甚至體現(xiàn)在對一切生命尤其是肉體生命的具體仁愛上。他說：“無傷，是乃仁術也。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梁惠王上》）。孟子又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知者無不知也……仁者無不愛也”（《盡心上》）他還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見，仁愛為懷不僅要推己及人，也要推人及物，是對人的普遍尊重，也是對生命現(xiàn)象的普遍尊重。孟子這種善待人、善待生命、善待萬物的人生精神，是值得現(xiàn)代人去深刻地反思的。
三、尊德樂義，以義待利。 孔子曾說：“福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又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還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面對義利的矛盾沖突，面對道德要求和利益要求之間的矛盾沖突，孟子繼承了孔子“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的人生精神，主張“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萬章上》）。
也就是說，孟子要求對人生始終貫徹這樣一種嚴格的生活準則：不符合社會道德要求的，那怕是一丁點也不能給予別人；不符合社會道德要求的，那怕是一丁點也不能取于別人。而對符合社會道德要求的利益，孟子認為自己去獲取多少或給予別人多少，都不過分，比如孔子和堯舜這些圣賢人物就曾這樣做：“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下》）；“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滕文公下》）孟子認為，如果人們對待實際利益的給予和獲取都能見利思義，并且內心培養(yǎng)有一種“尊德樂義”（《盡心上》）的道德情感，那么他就能做到“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不義之室而不居也”（《滕文公下》），甚至“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系馬千駟，弗視也”（《萬章上》）。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后世，我由未免為鄉(xiāng)人也，是則可憂也。”（《離婁下》）孟子認為君子可能有一生的憂慮，卻沒有一時的禍患；而其所憂慮的，也只是能不能做到象“法于天下、傳于后世”圣人舜那樣尊德樂義，以義待利，為天下楷模，為萬世師表。孟子認為，尊德樂義的人“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離婁下》），而即使有一時的意外之禍患，這種境界下他也是不以之為痛苦的——“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離婁下》）。
孟子這種尊德樂義、以義待利的豁達、健康之人生精神，對醫(yī)治現(xiàn)代社會所謂“物欲橫流”的精神疾病不啻為一劑良藥。“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人活著固然都有需求，都需要利益，而且古往今來人淪為物的奴役的現(xiàn)象也一直存在；但是，人一旦完全淪為了物的奴役，人就喪失了心靈的自主，從而也就必然喪失在社會中的真正自由，喪失在人生中的真正幸福。因而，人應該修養(yǎng)有自己的德性和品行，尊德樂義，以義待利，只有在法律、道德等允許的范圍內追求自己的利益甚至追求更高的生命境界，人才能不迷失自我，不喪失自我，從而也不喪失真正的自由與幸福。
四、崇義尚道，舍生取義。 孟子影響后人最深遠的人生精神，除了自承先賢、身任天下和民生為本、仁愛為懷之外，毫無疑問就是崇義尚道、舍生取義這一內容了。在《孟子·告子上》第十章里，孟子從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說起，論述了生命與道義不可兼得而舍生命以取道義的人生主張。他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繼承孔子“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wèi)靈公》）的崇高人生精神，主張把道義看作高于生命；主張為了崇高的道義，寧不茍且偷生；主張為了崇高的道義，寧不屈從避死。
孔子說：“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論語·顏淵》）孟子說：“飽乎仁義也，所以不愿人之膏梁之味也。”（《告子上》）當人們有了崇高的道義追求，有了崇高的精神境界，人們就能自主自由地、合乎禮義地對待外界的種種利誘或威逼了，做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盡心上》）。而面對義利的嚴重沖突，人能“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滕文公下》），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盡心上》），直至舍生取義、以身殉道，則這才算是真正堂堂正正、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滕文公下》，《萬章下》）“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盡心上》）大丈夫在“天下有道”時就要以此“有道”來完備自身，“天下無道”時就要為了“有道”而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絕不為了人茍活而遷就“道”或犧牲“道”！
孟子這種崇義尚道、舍生取義的崇高人生精神，孟子這種以身殉道的崇高獻身精神，后來發(fā)展成為泱泱中華的一種昂揚之民族精神。而正是這種崇義尚道、舍生取義的獻身精神與憂患以生、自強不息的不懈精神一道，鑄就了中華民族浩浩歷史上的無數(shù)慷慨悲歌，鑄就了中華民族滾滾長河中的歷經(jīng)坎坷卻又生生不息。中華民族無數(shù)志士仁人的崇高獻身精神，都在孟子這里，汲取了它源源不斷的血脈；中華民族無數(shù)志士仁人的崇高獻身行動，都在孟子這里，吸取了它源源不斷的力量。“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繼承和光大孟子這種崇高的人生精神，對于我們中華民族的長遠發(fā)展，對于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五、憂患以生，自強不息。 先秦對憂患意識或憂患精神論述最為深刻的思想家，就是孟子。“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盡心上》）孟子認為有的人之所以有很高的德行、智慧、本領、知識等，乃是因為他經(jīng)常有災患的伴隨，所以“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盡心上》）。由此，孟子深刻地認識到了憂患對一個人乃至是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從而認為要憂患以生、自強不息。他說——
“舜發(fā)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白里奚舉于市。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他舉例說舜、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溪等賢達人士最初都是生活在艱辛困苦之中，正是這種艱辛困苦，磨難了人生，砥礪了人生，鍛煉了人生，豐富了人生，從而使他們能在以后大有作為，大有出息。孟子認為，人在“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的艱辛困苦中要想到這是“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胸懷抱負，堅信理念，從而去不畏困苦，去迎戰(zhàn)困苦；孟子認為，人要生存，要有作為，要有出息，就要敢于直面內憂外患，就要歷經(jīng)一番艱辛困苦的磨難，就要歷經(jīng)一番肉體至精神的人生錘煉。
孟子這種憂患以生、自強不息的人生精神，與他自承先賢、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是一致的，與《周易·乾》表達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是一致的，與孔子“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乃至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的樂觀、進取之人生精神，也是一致的。“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告子下》）孟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認識，深刻地揭示了人生成長乃至是民族、國家發(fā)展的一種特定規(guī)律；孟子憂患以生、自強不息的人生精神，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fā)展和中華民族的發(fā)展。應該說，憂患意識和自強意識，憂患精神和自強精神，一直以來都深深地滲透在中國的文化精英的血脈中，滲透在中國的知識精英的血脈中，并擴展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顯著的民族精神與民族性格。
六、修心養(yǎng)性，自善其身。 《周易·坤》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孔子說：“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論語·公冶長》）又說：“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論語·憲問》）還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孟子則進一步說：“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騰文公下》）又說：“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騰文公上》）他認為人性本善，“人皆可以為堯舜”（《告子下》），主張人的一生一方面要身任天下，廣有作為；另一方面又要修心養(yǎng)性，自善其身，從而在人生功名上和心性修養(yǎng)上都取得圓滿。
孔子曾說：“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他甚至將做人與為政結合起來，將“正身” 或“正己”上升到政治層面上，說道：“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對此，孟子也有相同的思想，他說：“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滕文公下》）“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萬章上》）“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盡心下》）孟子認為要端正別人的言行和德性，就必須首先端正自己的言行和德性；如果不端正自己，那么就無法端正別人，甚至包括自己身邊的妻與子，更不用說去匡正整個天下了。“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盡心上》）做真正的君子，就要先正己，方可再正他人。
“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離婁下》）“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離婁上》）孟子以為，只有做到當自己的言行引起別人有意見就首先反問自己是否做錯什么，是否想錯什么；只有做到當自己的言行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就首先反問自己是否做錯什么，是否想錯什么，不斷反躬自問而力爭使自己誠實而無過錯，則做人的樂趣和意義也就大有所在了，——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盡心上》）。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wèi)靈公》）修心養(yǎng)性除了反躬自問、反身而誠之外，孟子認為就是還要“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公孫丑上》）。只要心中養(yǎng)有“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那么就能達到對外物“不動心”的崇高而自由之境界。實際上，孟子人生精神中的“浩然之氣”和“仁義”是直接相關的：“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者也。”（《公孫丑上》）這種氣，就是一種超越生命、通達天地的至大至剛的正義之氣；這種氣，與崇義尚道、舍生取義的人生精神，乃是渾然而為一體的。
正人先正己，正己則要反躬自問、反身而誠和養(yǎng)浩然之氣，甚至是清心寡欲——“養(yǎng)心莫善于寡欲”（《盡心下》）。孟子這種修心養(yǎng)性、自善其身的人生精神，是孟子自承先賢、身任天下之人生精神的重要補充。而修心養(yǎng)性、自善其身和自承先賢、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合在一起，恰恰就是儒家學說“內圣外王”的思想內核和精神理念。
孟子的人生精神是十分豐富的。孟子的人生精神，是對上至《周易》、下至孔子等商周時代中國所具有的優(yōu)秀人文精神的繼承和發(fā)展；孟子的人生精神，是先秦中國古典文明孕育的絢麗結果，也是秦漢以后中國人生精神和民族性格發(fā)展的重要泉源。它同先秦、秦漢、秦漢以后其他思想學派的人文精神一道，共同構成中國之民族精神賴以建構和發(fā)展的寶貴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