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屆“澳大利亞文學周”在北京大學舉行
2018年3月16日,第十一屆“澳大利亞文學周”以“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澳大利亞文學”為主題,在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新樓五層會議廳舉行。本次活動由北京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與清華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聯合舉辦,澳大利亞駐華大使館協辦。布克獎得主理查德·弗蘭納根(Richard Flanagan)和邁爾斯·富蘭克林獎得主亞歷克西斯·賴特(Alexis Wright)兩位著名的澳大利亞小說家應邀出席,前者的代表作是《幽徑適北》(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后者的力作是《卡彭塔利亞灣》(Carpentaria)。
本次文學周的活動由北京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劉樹森教授擔任總策劃并致開幕詞。他指出,在過去的十年,北京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與澳大利亞駐華大使館通力合作,堅持舉辦文學周活動,使得包括《辛德勒名單》的作者托馬斯·肯尼利在內的數十位著名澳大利亞文學家前來北京大學訪問,與師生進行交流和溝通,促進北京大學澳大利亞研究的發展。另外,他強調,舉辦文學周的主要原因是相信這種文化交流可以讓中國與澳大利亞以及兩國人民能夠更好地理解對方,文化交流不僅僅是民間外交的一種形式,也是中澳雙邊關系的一塊重要基石。2018年正值北京大學120周年校慶,“澳大利亞文學周”也成為校慶的一個組成部分。

劉樹森教授致辭
此后,劉樹森教授一一介紹了蒞臨本次活動的國內外嘉賓,著名作家理查德·弗蘭納根和亞歷克西斯·賴特、資深翻譯家李堯教授、迪肯大學大衛·沃克(David Walker)教授、北京大學必和必拓澳大利亞研究講席教授格雷格·麥卡錫(Greg McCarthy)、清華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王敬慧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張勇先教授與孫雅德教授(June Senyard)、北京外國語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李建軍老師,以及北京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骨干成員趙白生教授、秘書劉紅中副教授、張華副教授等。著名華裔澳大利亞畫家周小平先生也蒞臨參加了本次活動。

文學周活動現場
劉樹森教授還向各位來賓以及現場聽眾傳達了北京大學校級文科資深教授、北大澳研中心創始主任胡壯麟教授的致意,并宣布2018年度胡壯麟杰出翻譯獎開始接受申請。胡壯麟教授從20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從事澳大利亞語言與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國澳大利亞研究領域的開創者之一。為了向胡壯麟教授致以敬意,2014年5月北京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設立以其姓名冠名的杰出翻譯獎,以此鼓勵和促進國內與澳大利亞研究相關的中文翻譯。該獎項每年評選和頒獎一次,授予在澳大利亞著作中文翻譯方面有所建樹的學者或譯者。
本次澳大利亞文學周的活動正式啟動。首先,作家與學者的深度對話圍繞澳大利亞文學和多元文化主義的關系展開對話。在對話過程中,賴特較為穩重沉靜,言簡意賅,還明顯帶有原住民特有的口音;弗蘭納根最初貌似不善言語,但情緒被調動之后便口若懸河,旁征博引,給在場的師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對話的環節,王敬慧教授作為嘉賓主持首先向賴特提出了四個問題,涉及賴特的創作及其作品在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的意義等內容,包括:中國讀者為什么要閱讀澳大利亞文學、基督教信仰在澳大利亞原住民的生活中扮演著什么角色、在原住民保留地是否可以建教堂,以及她想通過《卡彭塔利亞灣》向讀者傳達什么信息。賴特表示,看到她的作品的譯作出現在中國是一種奇特的感受,也很難相信自己的小說正在被譯成各種語言,在不同的國家出版發行,參與到全世界關于原住民文學的對話中。她認為,澳大利亞文學之所以值得一讀,是因為澳大利亞文學非常有趣,別具魅力。澳大利亞正變得愈發多元化,一批真正懂澳大利亞、同情澳大利亞的作家都在寫作。他們理解澳大利亞人本來的模樣,也了解他們想成為的模樣。

王敬慧教授與亞歷克西斯·賴特對話
關于基督教文明與土著文明沖突的問題,賴特回答說:原住民與土地之間有一種精神聯系和精神法則,她的族人心胸開闊,愿意去融合兩種文明的力量。但在實際操作中這是個很復雜的問題,因為原住民沒有自治的政府,他們并沒有權力決定基督徒能否在保留地建教堂。對于《卡彭塔利亞灣》傳達什么樣的信息這個問題,賴特表示,她希望《卡彭塔利亞灣》中的描寫能夠盡可能地忠實于她的國家和她的故鄉。她力求塑造有強烈個性的人物:“我的族人是非常堅強的,所以我想讓書中的人物顯示出那種力量。其他人物也是堅強的化身,如諾姆·凡特姆、埃利亞斯·史密斯等。我們族人的力量來自過去,它將駛向未來。” 賴特的回答贏得了聽眾的熱烈掌聲。
趙白生教授與弗蘭納根的對話別開生面,延續了他在第10屆澳大利亞文學周上與托馬斯·肯尼利和杰拉爾丁·布魯克斯兩位國際著名小說家的對話風格,避虛就實,從引用弗蘭納根作品中內容開始對話,包括其中對秦始皇等中國歷史人物的描述。兩位對話者高頻率的問答旋即將現場的氣氛帶入高潮。在回答趙白生教授的提問之前,弗蘭納根首先表示,他來到北大,見到這么多杰出的學者與學生,感到很榮幸,并鼓勵中國學生閱讀澳大利亞文學,因為澳大利亞和中國一樣,也經歷了被殖民的過程。他說,與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相比,澳大利亞是一個年輕的國家,擺脫殖民地身份的時間不長,直到1948年才有了“澳大利亞人”的概念。盡管澳大利亞有200多年的出版史,但那些作品不等同于澳大利亞文學。實際上,上世紀60年代末才有了真正的澳大利亞文學。在那之前,澳大利亞作家想要在創作上功成名就,必須去英國和美國開拓自己的事業。
弗蘭納根在講述過程中表現出對澳大利亞的自豪之情。在他看來,澳大利亞也具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歐洲殖民者曾經試圖毀滅原住民文化,但最后不得不承認,他們被原住民文化改變了。此外,他還擁有強烈的歷史感和使命感,認為中國的文學已經有兩三千年的歷史,澳大利亞文學的歷史則面臨前所未有的機會和激動人心的可能性:“我們在見證一個新文化、新民族、新社會的誕生。”
作為深度對話,趙白生教授在世界文學發展史的宏觀視閾下向弗蘭納根提問了一系列問題。第一個問題探討作家的創作與地方特色的關系。例如福克納在他的小說中描寫了美國南方小鎮約克納帕塔法,馬爾克斯則在自己的小說中寫了印第安人的小鎮馬孔多;中國作家也有類似的傳統,例如沈從文筆下的湘西與莫言作品里的高密,都是獨具特色的范例。因此,他詢問弗蘭納根在其創作中塔斯馬尼亞的地方特色方面有何特殊貢獻,是不是他對家鄉塔斯馬尼亞具有特別的情結。弗蘭納根認為,每位作家都面臨著相同的挑戰,從一粒沙子中描繪出一個世界,因此地方特色一定與其創作相關。這粒沙子就是他誕生和得到養育與熏陶的那個地方。偉大的文學總是從邊緣出發的,文學拒絕成為中心的藝術。因此,文學是最民主的藝術形式,它講出了關于權力的真相、權力與犯罪之間的關系,這些主題內容從邊緣去觀察時總是更加清晰。弗蘭納根強調文學是對夢想的邀請,偉大作家的任務就是讓讀者重新發現一個地方。
此后的幾個問題涉及到本次文學周多元文化的主題。對此,兩位對話者并沒有將對話僅僅局限在澳大利亞文學,而是旁征博引,談及全球多元文化的語境中文學的本質與創作價值等重要問題。面對怎么看待庫切、拉什迪、湯亭亭等著名作家紛紛撰寫包括弗蘭納根此類的近作《第一人稱》在內的虛構性回憶錄的問題時,弗蘭納根強調,現實從來不是現實主義者造就的,回憶錄從來都不能捕捉生活中的真實,因為絕對的真實是不存在的。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文學中的真實是純粹的虛構,非真實才是絕對的真實。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謊言的時代,其中最大的謊言就是:我們離真實并不遙遠。問者銳利,答者睿智,與會師生心領神會,會場上不斷響起歡快的笑聲。
在接下來的提問環節中,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等高校的同學陸續與兩位作家對話。其中,北京大學世界文學專業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幽默地將自己的問題稱為向兩位作家 “進攻”,在引述了關于《卡彭塔利亞灣》的幾則書評之后,他詢問賴特如何看待讀者抱怨她的小說難讀的現象。賴特回答,她知道自己的小說難讀,因為她所寫的世界是很復雜的世界,難讀是正常的;此外,她喜歡在寫作中挑戰自己,雖然也可以寫通俗易懂的故事,但她作為原住民,民族傳統就是這樣教育她要迎接挑戰,無論面對的任務多么艱巨。然后,富有騎士風度的弗蘭納根毫不遲疑地挺身支持賴特,直面“進攻”,充滿激情地發言辯護,強調“文學就應該是難讀的、難懂的;文學就應該挑戰讀者,讓讀者灰心,否則,作家就是不合格”。兩位作家剛柔相濟的回答贏得了一片熱烈的掌聲。
學生提問
針對因獲得布克獎而聲名大噪的《幽徑適北》,有位同學向弗蘭納根提問:這部小說是否必要有如此多的性描寫,以及他想通過性描寫來表達什么。弗蘭納根說,他可以理解對他的作品有不同理解,甚至批評,但性與人類和人性相關,在他的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他的寫作中自然也扮演者重要角色。對于一些讀者的批評,他引用歌德的話“譴責偉大的事物很容易,做成一件小事卻很難”,并指出讀者的評論總是有好有壞,對作家而言重要的事情是要走自己的路,遵循自己的指南針。

理查德·弗蘭納根與學生合影
在提問的最后環節,王敬慧教授與澳大利亞著名學者大衛·沃克教授分布作了精彩的總結發言。作為首位擔任北京大學必和必拓澳大利亞研究講席教授的學者,沃克教授在2013至2016年在北京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任職三年。他感謝劉樹森教授對他的特別邀請,讓他能夠有機會參加本次活動。他認為一位學生在提問時使用的“進攻”一詞有新意,體現了批判性思維。沃克教授高度贊揚了舉辦文學周在文學以及澳中兩國諸多社會側面的價值和意義,強調文學應當在大學的人文教育中發揮重要作用,并感謝兩位作家的精彩發言與學生們的參與和提問。


北京四個澳研中心參加文學周活動的部分師生與來賓合影
編輯:白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