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內容破除“身見”，寵辱不驚，才能身心自由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
“得到榮譽、遭受恥辱使人受驚，好象重病纏身一樣。”什么叫做“得到榮譽、遭受恥辱使人受驚”呢？得到榮譽就是受到提拔、抬舉，使人向上；遭受恥辱就是蒙受壓抑、打擊，使人向下。榮譽和恥辱無論來或去都使人心神不定，這就叫：“寵辱若驚”。什么叫“好象重病纏身一樣”呢？我之所以有災難、禍患、疾病，正是因為我過分重視自身，很在乎利益得失；如果我不注重自身得失，不把自己當回事，我哪有什么病痛災患呢？認識到這一點很珍貴，把自己全身心地貢獻給天下，你才有資格被寄以天下重任；是啊，只有把全身心貢獻出來為天下服務，你才能接受上天托付的治理天下的重任。
“寵”可以推廣為外界對“我”的一切正面的、褒揚的評價。
“辱”可以推廣為外界對“我”的一切反面的、貶抑的評價。
對于普通人來說，就是寵辱若驚的。“寵”來了，就很高興；“寵”走了，就很失落；“辱”來了，就很傷心；“辱”走了，就如釋重負。一顆心隨著外界的毀譽飄來蕩去，再不能有片刻的安寧清凈。喜怒無常，悲歡不定，就象生了大病一樣。
為什么會這樣呢？就是因為我們太把自己當回事了，太注重自己的成敗得失了。我們的心里裝滿了很多我們以為應該非常在乎的東西：錢財、名譽、地位、親情、友情、愛情等等。對這些外在的東西執著的越多，我們的心就越不能自由。事實上，這些東西都是建立在“有”這個層次上，因此都注定是無“常”的。
其實何止是這些，就連我們這一世的肉身（通俗點說叫生命）都是建立在這個“有”的層次上的，幾十年或一百年后，就會敗壞，要重歸大地的。這些個建立在“有”的基礎上的一切，說到頭都是“鏡花水月”、“電光石火”、“夢幻泡影”一類的東西，是不值得我們過分重視的。
孟子說過：“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義者也。”儒家應該是非常“入世”的學派，尚且也提出在必要的時候，“生”是不可以“欲”的，是可以為了更重要的目標去舍棄的。區別只在于：這個比“生”還重要的目標是什么？
孟子認為“義”比“生”更重要；朱子認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有的說“臨難毋茍免”；又有的說“士為知己者死”。這都是一種看待生死的態度，都認為這個世界上有著比“生”更可戀的東西，也有著比死更可怕的東西。
這些標準都未必正確，從交換的立場來說，真正值得用“生”去交換的，當然應該是比“生”價值更大的。
道家重視生命的運用，認為“有涯”人生要用于進行“無涯”的求“道”。佛家也認為“人身難得”，“光陰苦短”，所以修佛之心不可有一日一時地懈怠，要“勇猛精進”。即便如此，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認為“生命”不是第一位重要的東西。
佛家認為“寧舍身命，終不作惡”。“身”和“命”盡管是這塵世里非常寶貴的東西，但是如果在“作惡”和“舍身命”之間做選擇，就應該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
《東京審判》里講到一個細節：南京大屠殺期間，日本鬼子抓住了幾個和尚，叫他們去奸淫一個姑娘，否則就殺了他們。除了那個“臨時和尚”妥協了，所有對佛法有深刻認識的和尚統統選擇了“舍身命”。他們不怕死嗎？他們其實非常怕死，但是他們更怕的是“作惡”，因為他們深信一旦作惡，就會在漫長的生命長河里輾轉受報，相比之下，這一世的生命雖然也寶貴，就也算不得什么了。
道家與佛家的觀點也是大同小異的，老子就這樣認為：與其我整天象生了大病一樣的擔心恐懼，不如我把這個“身”看得淡些為好。“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佛家把那種認為“生命第一重要”的觀念稱為“身見”。這個“身見”延伸出去就是認為“我”的一切都是最重要的，因此滿足“我”的一切需要才是頭等大事。所以才會 “常戚戚”，才會患得患失，才會寵辱若驚。
如果想不再“寵辱若驚”，不再“患得患失”，不再“常戚戚”，該怎么辦？《心經》上說：“心無里礙，無里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就是要讓你的“心”沒有任何牽掛，這樣就不會有恐怖，這樣才能遠遠地離開那些“顛倒夢想”。
“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
不要把一己的“身”、“命”看得太重啊！更不能把那些附著在“身”上的那些東西看得太重啊！你應該象關心自己那樣去關心周圍的人，關心家鄉的人，關心本民族的人，關心全國的人，關心全世界的人，關心這宇宙中的一切眾生，這就叫“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出自《金剛經》），這樣你才是這宇宙真正的主人。這個思想其實也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個沒有牽掛的人，才是一個真正“無私”的人；一個“無私”的人，才是一個真正“無畏”的人；一個“無畏”的人，才是真正能有大作為的人；一個有大作為的人，才是真正能接受上天托付的治理天下重任的人。
“得到榮譽、遭受恥辱使人受驚，好象重病纏身一樣。”什么叫做“得到榮譽、遭受恥辱使人受驚”呢？得到榮譽就是受到提拔、抬舉，使人向上；遭受恥辱就是蒙受壓抑、打擊，使人向下。榮譽和恥辱無論來或去都使人心神不定，這就叫：“寵辱若驚”。什么叫“好象重病纏身一樣”呢？我之所以有災難、禍患、疾病，正是因為我過分重視自身，很在乎利益得失；如果我不注重自身得失，不把自己當回事，我哪有什么病痛災患呢？認識到這一點很珍貴，把自己全身心地貢獻給天下，你才有資格被寄以天下重任；是啊，只有把全身心貢獻出來為天下服務，你才能接受上天托付的治理天下的重任。
“寵”可以推廣為外界對“我”的一切正面的、褒揚的評價。
“辱”可以推廣為外界對“我”的一切反面的、貶抑的評價。
對于普通人來說，就是寵辱若驚的。“寵”來了，就很高興；“寵”走了，就很失落；“辱”來了，就很傷心；“辱”走了，就如釋重負。一顆心隨著外界的毀譽飄來蕩去，再不能有片刻的安寧清凈。喜怒無常，悲歡不定，就象生了大病一樣。
為什么會這樣呢？就是因為我們太把自己當回事了，太注重自己的成敗得失了。我們的心里裝滿了很多我們以為應該非常在乎的東西：錢財、名譽、地位、親情、友情、愛情等等。對這些外在的東西執著的越多，我們的心就越不能自由。事實上，這些東西都是建立在“有”這個層次上，因此都注定是無“常”的。
孟子說過：“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義者也。”儒家應該是非常“入世”的學派，尚且也提出在必要的時候，“生”是不可以“欲”的，是可以為了更重要的目標去舍棄的。區別只在于：這個比“生”還重要的目標是什么？
孟子認為“義”比“生”更重要；朱子認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有的說“臨難毋茍免”；又有的說“士為知己者死”。這都是一種看待生死的態度，都認為這個世界上有著比“生”更可戀的東西，也有著比死更可怕的東西。
這些標準都未必正確，從交換的立場來說，真正值得用“生”去交換的，當然應該是比“生”價值更大的。
道家重視生命的運用，認為“有涯”人生要用于進行“無涯”的求“道”。佛家也認為“人身難得”，“光陰苦短”，所以修佛之心不可有一日一時地懈怠，要“勇猛精進”。即便如此，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認為“生命”不是第一位重要的東西。
佛家認為“寧舍身命，終不作惡”。“身”和“命”盡管是這塵世里非常寶貴的東西，但是如果在“作惡”和“舍身命”之間做選擇，就應該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
《東京審判》里講到一個細節：南京大屠殺期間，日本鬼子抓住了幾個和尚，叫他們去奸淫一個姑娘，否則就殺了他們。除了那個“臨時和尚”妥協了，所有對佛法有深刻認識的和尚統統選擇了“舍身命”。他們不怕死嗎？他們其實非常怕死，但是他們更怕的是“作惡”，因為他們深信一旦作惡，就會在漫長的生命長河里輾轉受報，相比之下，這一世的生命雖然也寶貴，就也算不得什么了。
道家與佛家的觀點也是大同小異的，老子就這樣認為：與其我整天象生了大病一樣的擔心恐懼，不如我把這個“身”看得淡些為好。“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佛家把那種認為“生命第一重要”的觀念稱為“身見”。這個“身見”延伸出去就是認為“我”的一切都是最重要的，因此滿足“我”的一切需要才是頭等大事。所以才會 “常戚戚”，才會患得患失，才會寵辱若驚。
如果想不再“寵辱若驚”，不再“患得患失”，不再“常戚戚”，該怎么辦？《心經》上說：“心無里礙，無里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就是要讓你的“心”沒有任何牽掛，這樣就不會有恐怖，這樣才能遠遠地離開那些“顛倒夢想”。
“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
不要把一己的“身”、“命”看得太重啊！更不能把那些附著在“身”上的那些東西看得太重啊！你應該象關心自己那樣去關心周圍的人，關心家鄉的人，關心本民族的人，關心全國的人，關心全世界的人，關心這宇宙中的一切眾生，這就叫“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出自《金剛經》），這樣你才是這宇宙真正的主人。這個思想其實也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個沒有牽掛的人，才是一個真正“無私”的人；一個“無私”的人，才是一個真正“無畏”的人；一個“無畏”的人，才是真正能有大作為的人；一個有大作為的人，才是真正能接受上天托付的治理天下重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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